厦大是我人生历程的第一个驿站。从1955年毕业留校，到1960年出国留学，前后在该校任教将近5年。那期间是高校“运动”多发期，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接一个。用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的时间，恐怕不到一半。
1955年，我们毕业班的学业还没有结束，肃反运动就开始了。此次运动不仅教师受罪，学生也难逃一劫，尤其是毕业班学生。那些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或政治历史复杂者，便可能成为被审查对象。文科和财经类学生比较复杂，有的解放前就在国民党的机关呆过，受审查的对象多，而理科的学生相对比较单纯，学校便决定来个“掺沙子”，调部分理科学生到文财参加运动，我因此而被调到经济系参加该系的运动。
没过多久，领导就看出我这个人“斗争性”不够强，因此决定把我调出去搞外调。我被分配到华东片的调查组，该组负责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材料调查。组长是历史系的陈在整，组员还有黄贤智和陈遵堃。任务是调查核实本校被审查对象的问题，通过个别访问取证，查阅档案材料，甚至从监狱提审罪犯，获得所需要的材料。给我们交代任务的领导倒是很实事求是，要我们既对组织负责，也要对被审查者负责，查出问题是成绩，排除疑点也是成绩。由于任务多，四个人只能分工各带一些调查介绍信，各奔前程，定期聚会交换、汇报情况。
此项任务对我倒是挺合适，整天东奔西跑，经风沐雨，难免得起早摸黑，忍饥挨饿，艰苦、劳累一些我不怕。只要自己所为是工作所需，就努力做好。记得有一回去浙江杭州一监狱提审犯人，该监狱地处荒郊野岭，乘了一个多小时公共汽车后，还得徒步走一段，到达后费尽口舌才被许诺提审，然而要排队等候，谈完后还得让他写成书面，按指纹认可，再找到该单位盖章，办完后已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往回走已误过公共汽车的末班车，单身匹马置身于荒山野岭，又渴又饿，着实有点害怕，无奈之下，拦住一部路过的货车求他让搭回杭州市。
如此在外折腾了半年多，回到学校后，运动已在收尾，我汇报交差后，就回化学系参加教学工作。报到后，我被分配到物理化学教研室当助教，指定做卢嘉锡教授的研究助手以及教研室秘书。一边当田昭武先生的物理化学课助教指导物化实验，一边协助卢嘉锡教授筹建晶体结构实验室。当时的威尼斯615vip游戏，物理化学教研室，教师队伍很强大，上有卢嘉锡、陈允敦、李法西三位教授，过不久又从美国回来蔡启瑞教授，讲师有田昭武、张乾二、周绍民、余乃梅等，加上一些助教、研究生，显出兵强马壮的态势。
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全国高校和学术界的积极性日渐高涨，时任厦大党委副书记的未力工有一次在会上对着我们这批年青教师说：“你们得制订个计划，什么时候成为副教授？”大家听后很受鼓舞。那期间我是田昭武先生教的《物理化学》课程的辅导教师之一，每周有4个半天要指导《物理化学实验》，负责《物化专门化实验》的晶体衍射实验和晶体偏光显微镜实验部分，有一年还当蔡启瑞先生开的《化学热力学》课程的助教，此外还要旁听卢先生为研究生开的课，忙的不亦乐乎，然而信心百倍、劲头十足。
为了添置X光衍射实验所必需的X光机，1956年，卢先生把张乾二先生和我派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短期学习。该所在陆学善先生指导下，自己仿制出一台可拆式的Raymax型X光机，卢先生也想让厦大自制一台，就将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二人在京逗留约一个月，主要了解和熟悉该仪器的结构和性能，以及研制过程要注意的问题。其间还到地质研究所去学习晶体光学性质的偏光显微镜测量技术。回校后带回一套图纸，将高压变压器委托上海医疗仪器厂定制，机械部份请厦大仪表厂加工，我们实验室负责电路控制和总体组装，就这样干开了。
然而好景不长，过不久就碰到“反右派”斗争。反右之前，有一段“大鸣大放”阶段，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记得有一回，校党委让化学系总支召集两个“鸣放”座谈会，老教师组由总支书记刘正坤主持，年青教师组由我主持，我那时是系总支委员和教工支部书记（支部委员魏宝明和黄贤智）。会场非常活跃，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踊跃发言，一谈开来，就难免有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言辞。厦大的“鸣放”阶段似乎并不长，因为地理差距，运动慢一节拍，“鸣放”没多久，就被北京吹来的“反右”风压下去了。运动初期，化学系党总支显得很被动，上自书记刘正坤，下到我们几位委员，“思想都跟不上”，心想动员人家“鸣放”，帮助党整风，一翻脸又拿人家意见算账，说不过去。就在党总支开会端正认识之际，外单位的大字报贴满化学馆了，矛头直指陈允敦教授。陈先生那阵子正任校工会主席，在全校党委组织的“鸣放”会上，他被动员带头发言，内容登在《新厦大》报上，一上纲上线，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那阵子群众运动的气势，容不得你党组织再统一思想了，只能跟上去。
在最紧张的时日，我因为父亲患癌病从新加坡回国，到福州动手术，我只得请假到医院照料。离开一个多月，再回学校时，已感受全校到处弥漫“反右斗争”的紧张气氛了。
“反右”之后，紧接着又是大跃进。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进一步被破坏，学生下乡的下乡，办厂的办厂，我曾经和化学系的教师一起去曾厝垵生产大队劳动，也曾经带领部分学生去灌口农村参加劳动。此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负责可拆式的Raymax型X光机的安装和调试；二是参加卢嘉锡教授牵头的福建省原子能考察团到国内有关单位参观考察，回来后着手筹建福建省技术物理一所和化学系放射化学专业，前者后来搬到福州，逐步演变成为今天的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后者似乎过不久就停办了。
50年代后期，海防前线紧张形势骤然提升，全校师生一度撤离前线。在卢先生的亲自带领下，我们技术物理一所一伙人搬到漳州市，借用一所小学校舍，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人员分成两组，一组由我与方一苇带领，筹备搞放射性探测仪；另一组由潘克帧和余秀芬负责，筹备搞同位素分离。折腾了几个月，那种热情和积极性很可嘉，但回想起来显得幼稚可笑。
过了几个月，形势缓和后，我们从漳州搬回来，在南普陀寺边上的防空洞门前的一幢二层小楼里，继续教学和科研工作。
后来，厦大领导决定派我出国去苏联留学，先在校内参加俄语培训班学习俄语，同班的有物理系吕文选和洪良基以及生物系张锡木。1960年春天，我与吕文选正式进入北京外语学院出国人员服务部，继续接受俄语强化培训和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哪一年福建省委决定附设在厦大的福建工学院搬回福州，成立福州大学，另外从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抽出部分老师支援福州大学相应的系。卢嘉锡先生被任命为福州大学副校长，我也因此被列为支持的人选中。可是，当福州大学人事处到厦大人事处办理转移我的人事关系时，对方说：“人已经要出国了，家属也住在厦大，等留学回来再说吧！”
因此，福大打电话让我回去一趟，说是刚成立的化学系有事需同我商定，我也乐得在出国前能回家一趟。究其实，原来是让我自己去转关系，并把家搬到福州。
回想我从1955年7月毕业留校，到1960年9月离开厦大，前后5年多。那期间，厦大化学系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予我良好的熏陶，老师同事们对教育事业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热情、诚恳待人的风格无不潜移默化地给予我有益的影响。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后生家”，我庆幸自己能有一段在这样的大集体中熔炼的经历，那些时日，为一生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2010年11月于福州 |
